《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1500字

　　前月购得陈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观后，感慨良多。

　　老实说此书史实被很多书籍引用过，很多题材耳熟能详，不怎么新鲜。但陈先生的观点却足以令人赞赏和欣慰。书中不再以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的绝对性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这些观点出自一位受党教育多年的史学家笔下，确实难能可贵。也反映了国内学术的提升。比如对于太平天国的评述、对于辛亥革命的观点、对于孙中山与袁世凯的纠葛等等，以史实为依据，不再遵循既定的说法，颇发正统文字不言之语。

　　读完全书，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要算第十三章《假维新中的真改革》，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我们在关注清朝最后十年的历史的时候，往往更多从革命党、从北洋军阀的角度去看了，而忽略了当时的正统政府在做什么。恰恰是这个忽略，使我们往往以为既然是落后的政府，即使在庚子事变、签署《辛丑条约》后，也一定仍是腐朽、不知悔改的，因此才有最终的灭亡。但我们的角度产生了错误。陈先生在书中通过事实告诉我们，最后的十年，清政府固然仍然落后，但并没有坐而等死，恰恰相反，区区十年间，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出台，一系列重要的实践的发生，注定这十年的主角不应被完全忽视。创新学、练新军、建工厂、修法律、改政府、废科举、五大臣留洋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值得关注，于是连陈先生也感叹，清末这十年的改革成果在民国初年不仅没有被废除，反而大部分保留并延续使用了。也就是说，这些改革确确实实是正确的改革方向，是对国家有好处的。

　　但结果人人知道，清朝毕竟灭亡了，在李鸿章、张之洞、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不久，在康梁依然活跃的年代，迅速的灭亡了。新学和公派留洋的的学生成了推翻政府的主力，新军起到了决定的作用，新式工厂生产的枪炮调转了枪口，清政府的十年维新换来的只是加速死亡。

　　是维新还是改革，为什么会这么适得其反，让我们看看陈先生是怎么说的。他把清政府在改革中的灭亡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先天不良

　　尽管清政府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预约变法”之上谕，承认了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但终究没有摆脱“万古不易之常经”，使得这次变法依旧缺失了先进的理论基础。其对变法范围的限制，最著名的文字是：“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有此限制，当时贤良如张骞，权臣如张之洞，在当时的环境下，又有什么可能再次开创一个“同光中兴”的局面呢?

　　第二、 旧人办新政

　　新政是由一批曾经仇视改革或与改革为敌的任务完成的一次带有革命内容的改革。尽管最坚定的顽固派在庚子事变中已经或死或流，但这些临危受命的改革权臣们，其根本特性冲淡了新政的革新色彩，限制了新政的可信度和深入的发展。想想一个言出而不行、甚至庙堂之言与实际操作差距极大的改革，其结果恐怕只能带来负面的效应，使社会混乱，成为王朝的催命符。

　　第三、 传统和既得利益的双重阻力

　　这点好理解，不多说了。

　　不可能成功的改革，其起始和过程如此，其结果可想而知，但过程中的一些举措仍不失为成功之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在清灭亡之前颁布的《实行宪政谕》。无怪乎陈先生在本章最后感叹：“历史有情乎?无情乎?”

　　中国当时的社会复杂度也确实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所能比拟，这也导致了中国在清王朝灭亡后，不可能马上出现一个新型的国家，新的灾难只是在延续。

　　读了陈先生的文章，联想起姜鸣在书中那些充满魅力的人物，以及现实中最近自己的颇多感触，不仅兴从中来，提笔作词一首以记之。

　　鹧鸪天

　　读陈旭麓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三朝未远有余荫，中兴渺渺泪盈频。

　　清流名士湘淮客，未敢风流揽万钧。

　　汉丞相，楚将军，关山西望满乾坤。

　　秋夜小楼休独饮，逆水江心月满身。